该宪法是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权利一览表开始的（第1条至第19条）。

三、完善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应遵循的原则（一）必要性原则本文此处所言必要性原则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互联网立法要有必要，避免出台不必要的立法。按照他的理解，道德准则通过共同体施加的声誉毁损来进行约束。

在互联网产生以前，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一般被政府部门收集或保存，即使信息遭到泄漏，通常也限于小范围之内。[2]在上述四种规制手段中，法律的规制是最重要的规制。这方面有韩国的教训可以提供启示。尽管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比较快，但至今其仍然是个新生事物，人类对网络特性的认识仍很有限。法律规定笼统会赋予执法者较大的裁量权，而规定明确却能够限缩执法者的裁量空间，因而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

除了欧盟以外，一向以判例法为主的美国也非常注重以制定法的形式保护个人网络信息。比如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35]惠尔这里的表述很清楚，他所采纳的狭义的宪法主要关注成文的宪法规则，而且他并不认为英国有不成文宪法，因为英国最重要的宪法规则都是体现在制定法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分类，即有宪法典的国家和没有宪法典的国家，这里的没有宪法典并不意味着不成文，指的是没有一部叫做宪法的制定法。

[40]这些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成文宪法时代的不成文宪法，比起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来，对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参见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将接续强世功教授的论述，从戴雪的《英宪精义》切入，通过文本梳理的方式，考察戴雪、弗里曼、梅特兰、布莱斯、詹宁斯、惠尔等英国宪法学者有关不成文宪法的种种论述，从而历史地将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的流变过程呈现出来，并进而指出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的多重面相，及其在成文宪法时代的宪政意义及其限度。进入到20世纪后，继戴雪之后名噪一时的英国宪法学者詹宁斯开始挑战戴雪所开创的英国宪法正统观念，詹宁斯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任何从事英国宪法研究的人都必须感谢已故的A.V.戴雪教授

宪法惯例形形色色，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共性，即宪法惯例是关涉主权立法机关（此即国王在议会中）各组成部分各自行使它们的自由裁决权威的模式的习惯或共识，无论这种自由裁决权威被称为国王的特权（prerogative），还是被称为议会的特权（privileges）。进入到20世纪后，继戴雪之后名噪一时的英国宪法学者詹宁斯开始挑战戴雪所开创的英国宪法正统观念，詹宁斯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任何从事英国宪法研究的人都必须感谢已故的A.V.戴雪教授。

（p.115-116）[8]也就是说，英国宪法是普通法律发展的结果，而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普通法律是宪法逻辑演绎的结果。[25]违宪与违法责任的区分，实际上道出了成文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关系，与我们今天对宪法与法律之关系理解不同，对于弗里曼来说，成文法律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是英国宪政制度的核心，不成文宪法固然也很重要，但它们却从属于成文法。如果他还是要关注宪法惯例，他只需阐明宪法惯例与宪法律之间的关联（如果有这样的关联）即可。（p.cxlv）[11]此外，在讲到英国宪法学者的责任时，戴雪说：他应该用斯托里和肯特解释美国成文宪法律那样的方法，详细解释英国不成文的或者说部分不成文的宪法。

此外，大多数其他国家，惯例都是围绕和依赖成文宪法的原则而发展的。英国不成文宪法的成长实际上始于1688年革命以后，也就是在英国一系列重要的成文法律颁行以后，在此之前，无论在宪法教义上还是在宪政实践中，没有如此之多的重要的变革在未经记录在任何成文的制定法中时，赢得如此普遍的接受。宪法惯例2009年，强世功教授先后在《读书》上发表了《不成文宪：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启示》，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极大地刺激了法律人的神经，一时引起诸多争议。[5]但据笔者考察：第一，戴雪在《英宪精义》中明确使用了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而且不止一次。

为了区分起见，这部分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可以称之为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道德（constitutional morality）。[8]詹宁斯对戴雪的论述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只是对事实极不完整的表述。

英国宪法的一部分，固存在于习惯法之中，然与英国政治组织有根本关系的事项，亦有许多部分已经文书规定。具体而言，他们要阐明究竟哪些法律规则构成了英国宪法，这些规则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些规则之间的次序以及可能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尽管这些规则也规制着主权权力的几个部分、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它们在事实上根本不是法律，因为它们不能被法院强制实施。当然，宪法律与宪法惯例这一区分要得到恰当地理解，就不得不提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我并不清楚它是否曾在制定法中被使用过，或者有任何法官曾致力于对它做出界定，由于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典，因此可以自由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定义比较方便且适合我们对这一术语的日常使用。但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不再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不成文宪法，而是将所谓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为没有宪法典，因此只是成文宪法时代的一个不恰当的标签而已。当我们谈及英国法律时，我们通常并不包括宪法惯例和有关议会的法律和习惯，但它们是广义上的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宪法惯例有其终极目的，并不是任何关涉主权权力运作的习惯都可以称为宪法惯例，存在着判断宪法惯例的价值标准：宪法惯例的目的是确保议会，或议会间接任命的内阁，最终实现此种权力的意志，在现代英国，此种权力即国家的真正的政治主权——选民或者（用流行但却不太准确的语言说）民族中的大多数人的主权。

而且，詹宁斯要表达的是，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是英国宪法规则的核心内容，并没有说是不成文宪法的核心内容。（p. cxlv-cxlvi）在戴雪看来，宪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宪法律，法律人真正的任务是揭示出那些隐藏在宪法各部分中的法律规则，也就是那些被法院所认可的规则，无论它们是否成文。

因此，并非任何的习俗和惯例都是法律或具有法律意义，只有在法院诉讼中得到确认并被法院强制实施的习俗和惯例，才是法律。[10]强世功教授说宪法惯例尽管在形式上都是通过文字写作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它们并没有收录在成文法汇编（tatute-book），这是对原文的误译，原文为the 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other hand, cannot be recorded in the statute-book, though the may be formally reduced to writing.（p.144）[11]戴雪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与英国人相比较，美国人理解不成文宪法的侧重点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托马斯?格雷详细阐释了美国人在成文宪法框架下，理解不成文宪法的解释模式和非解释模式，参见Thomas C. Grey, Do We Have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 in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27, No. 3 (Feb., 1975), pp. 703-718.[12]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15页。

[33]詹宁斯单辟一章来探讨宪法惯例的性质及其与宪法律的关系。[12]但他接下来还是将两种不同的区分混同起来，他说戴雪区分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意义就在于指出名教癖和形式癖所强调的成文宪法概念不过是宪法律，它仅仅是宪法的一部分内容，而非全部。

[20]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p. 108.[21]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39.[22]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339页。（p. cxlvi）[15]戴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对宪法惯例的研究，是在宪法惯例与宪法律之间的关联这个限度内进行的。[23]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p. 117[24]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p. 109.[25]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p. 109.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p.113-115.戴雪和梅特兰对违宪与违法的区别的论述，与弗里曼如出一辙，分别参见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278-285. 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339页。（p. 291）因此宪法惯例和宪法律不但不是相脱离或相违背的，相反，他们实际上具有一致性，部分宪法律是得到法院确认的宪法惯例，而宪法惯例是正在等待着得到法院确认的准宪法律。

宪法的全部对象必须将‘宪法惯例包括进来……正是在戴雪上述划分的基础上，为了与这种流行的成文宪法概念相对照，英国的宪法被称之为不成文宪法，其中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成为这种不成文宪法的核心内容。纯粹不成文的和惯例性的典则的牢固建立是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p.279）不只是戴雪，戴雪的好友布莱斯也反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类。强世功教授认为：而在他（惠尔）看来，真正的宪法就是不成文宪法。

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区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肯定不是布莱斯，而且至少在1901年他是明确反对这种区分的。[31]本文无法详细论述詹宁斯的具体批判，只能聚焦在所谓的不成文宪法问题上。

参见毕洪海为《民主国家的法官》所写的译者前言立宪民主的守护者第一节以色列的宪法革命，载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3-13页。[31]W.I.詹宁斯：《法与宪法》，第一、二、五版序言，1、7、11-12页。它们仍然是宪法实践或宪法惯例。[10]反过来说，成文的既可能是宪法律也可能是宪法惯例，不成文的同样既可能是宪法律也可能是宪法惯例。

然而，詹宁斯的这个批评并不能成立，戴雪并不否则存在着源自其他渊源的未经法院确认的宪法实践或宪法惯例，戴雪只是想强调这些宪法实践和宪法惯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或宪法律。也就是说惠尔所关注的主要是成文的宪法规则。

[26]戴雪欣赏弗里曼对英国宪法发展历史的考察，并且深受弗里曼对宪法惯例研究的启发，[27]对我来说，他的《英国宪法的成长》是此种模式的典范（钦佩容易，模仿难啊），在这种模式中，干瘪的甚至是难懂的话题可以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颇受欢迎的阐述的主题。那么不能得到法院强制实施的宪法惯例，又如何具有力量来节制和指引主权权力的分配和运作呢？戴雪的回答是法律的力量。

本文将接续强世功教授的论述，从戴雪的《英宪精义》切入，通过文本梳理的方式，考察戴雪、弗里曼、梅特兰、布莱斯、詹宁斯、惠尔等英国宪法学者有关不成文宪法的种种论述，从而历史地将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的流变过程呈现出来，并进而指出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的多重面相，及其在成文宪法时代的宪政意义及其限度。与詹宁斯同时代的也是强世功教授的立论所倚重的另一位英国宪法学家惠尔，比詹宁斯更进一步，他完全抛弃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